一刽子手在杀死女英雄后自杀，神位入祭女英雄纪念祠，万众凭吊！_秋瑾_李钟_大通学堂

民国成立后，为了纪念秋瑾，人们在她的就义之地绍兴建立了一座鉴湖女侠祠，祠中还列了李钟岳的神位，上书：

“李钟岳先生，山东安丘县人，秋案中有德于女侠”。

这李钟岳正是带兵缉拿秋瑾的朝廷命官绍兴山阴县县令，一个“刽子手”怎么能与鉴湖女侠同列呢？

李钟岳，山东安丘人，十年寒窗苦读，18岁就中了秀才，39岁才中举人，44岁又中了进士，被派到浙江做了县令，官场起步较晚，上升空间不大，一直到了1907年正月，李钟岳都五十三岁了，被调往绍兴山阴县，仍旧是一名县令。

别看李钟岳是传统的科举出身，他长期在浙江做官，耳濡目染了很多新派思想，他为官之际，推崇新式教育，支持维新思想。在之前就任的江山县废除旧学，筹办新学，是清政府体制内比较开明的地方官员。

来到山阴县之后，李钟岳结识了本县的大通学堂的负责人秋瑾，出于对秋瑾诗词造诣的尊重，李钟岳还曾经跟自己的儿子们赞赏过她，“这姑娘比你们还强呢！”

1907年7月6日，大清朝发生了一件大事，徐锡麟在安庆刺杀安徽巡抚恩铭，恩铭的人是死了，但徐锡麟组织的起义却失败了。

这大通学堂是徐锡麟参与创办的，秋瑾正是徐锡麟请到大通学堂的，私下里又算是革命同志，此案一爆发，大通学堂自然被清政府盯上。

绍兴知府贵福与安徽巡抚恩铭是亲戚，他对大通学堂比较了解，这下慌了神，这革命者也太“杀人不避亲”了点！

恩铭遇刺一案，他了解一些内情，知道徐锡麟与恩铭不仅认识，而且徐锡麟很被恩铭看重，算是恩铭的得意门生，门生杀师尊，革命者还真什么都干得出来。

一想到大通学堂的秋瑾，这贵福的冷汗也下来了，秋瑾与他贵福交情可也不薄呢。当时大通学堂开了风气之先，创办新学，作为本府最高行政长官，他贵福也没少去学堂视察训谕，题过字、合过影、吃过饭，席间这秋瑾对自己也颇为恭顺，甚至还称他为“寄父”，现如今，这秋瑾铁定是徐锡麟的同党，幸亏绍兴还没有举事，否则他有几个脑袋，恐怕也得丢在干闺女的手里！

贵福不敢怠慢，在请示了顶头上司浙江巡抚后，责令属下山阴县令李钟岳赶紧去大通学堂查办，把革命党人全部抓起来。

李钟岳接到这份指令后，也很是为难，回到县衙后先是找来一批本县士绅，通报了这次行动，依照他的意思，既然事先已经通报，那几乎明摆着就是让这帮人赶紧给大通学堂报信，都赶紧远远地躲起来吧。

果不其然，消息很快就传到学堂里，大部分人都被秋瑾劝走了，但秋瑾只和几个意志坚定的留了下来。秋瑾之所以留下来，倒也不是主动求死，主要是她知道对方手里没有证据，毕竟这次起义由于事先联系不畅，绍兴并未跟随徐锡麟的安庆行动，在秋瑾的心目中，固然存在一些没有跟随安庆举义的愧疚，但更多的则是太相信朝廷的法制意识，没有证据你能把我怎样？

她最终还是为自己的坚持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李钟岳带人来学堂的时候，故意让兵丁跟在他轿子后面，行动迟缓，给足了学生老师们面子。而且事先也跟兵丁提醒，不要乱开枪，尽量不要惊动乡里。

即便如此，秋瑾和几名学生老师还是呆在学堂里不肯走，选择了束手被擒。

李钟岳之后被派往秋瑾家中搜查，李钟岳带着人根本就没有好好执行搜查任务，连秋瑾的起居室都没进，要是进去，秋瑾藏在卧室里的枪弹肯定就会暴露，秋瑾的家人也一定会被牵连。

绍兴知府贵福和李钟岳以及另外一名下辖县县令三人共同会审秋瑾，秋瑾坚决不承认，反而在当堂辩称，我叫你知府大人“寄父”，你要非把我安排个革命罪行，你这当“寄父”的也是同党。

贵福一点也没辙，把秋瑾押入大牢，让李钟岳继续提审。

李钟岳也知道贵福并没有真凭实据，在提审秋瑾的时候，对秋瑾很客气，让她坐在椅子上写口供，秋瑾只写了七个字，便是那著名的“秋风秋雨愁煞人”。

在得到贵福的处斩令时，李钟岳也与贵福陷入争吵，“几至冲突”，最后胳膊拧不过大腿，告诉了秋瑾她将面临的命运。秋瑾一看李钟岳说话的同时眼泪都下来了，反而安慰他，向他提出了要求，行刑时不要剥去衣服，不要把脑袋砍离身体，这两点都被李钟岳执行了。

秋瑾被执行死刑后第三天，李钟岳被贵福告发到了巡抚那里，指责他包庇革命党人，李钟岳当即被停职。

无官一身轻的李钟岳来到杭州居住，终日郁郁，足不出户，眼睛只盯着秋瑾留下的那七个字的字帖，口中念念有词，总是忍不住哭泣，在历经几次自杀未遂后，终有一天趁家人不主意，在家中悬梁自尽。

秋瑾案的承办人中，绍兴府的一名府吏拒绝审案，辞职而去；浙江巡抚张曾扬是张之洞的亲戚，他在浙江后来待不下去，调往江苏，却被江苏士绅联名抵制，连上任都没敢去上任；绍兴知府贵福想调到别处也是没有地方敢接收，大清最后这四年愣是被摁在冷板凳上连官也没得做；带兵迁往大通学堂的新军第一标标统李益智也在当地被戳着脊梁骨痛骂不已；参与审案的另一个县令李瑞年在民国初期被选为某县知事，被该县人民杯葛，无法上任。

李钟岳死后几年，不仅神位入祭鉴湖女侠祠，李氏家人还与有秋瑾的家人结成至交。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纵使体制存恶，体制中人一样要心有良知，当体制崩塌之时，百姓或许会因缺乏具体人物目标而选择健忘体制之恶，但为虎作伥者之恶一定会被历史铭刻。